人类的未来
按：我最近半年读了不少书，其实都有所感，但却没怎么写读书笔记，感觉欠了很多账。无论如何，《韧性时代》看完，我逼迫自己必须写了。因此有了本文。
介绍
其实从新冠出现开始，我大约就认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没法快速增长了，我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国飞速成长20多年，在更为长的历史时间线上，其实是相当罕见的偶然。从世界的角度看，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300多年，其增长也已经乏力。新冠是这整个转变的开始和信号，但绝对不是原因。那么，未来在哪里？比我小10岁或者20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无法和我一样坐上高速经济增长的电梯了，除了内卷，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从自私的角度说，我的两个孩子们现在都未成年，她们长大了会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作为父亲，我能如何影响她们，使得她们拥有健康、幸福和快乐的人生？
不确定性，基本上是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因此必须培养孩子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除此之外呢？未来必须有某些确定性的框架，让更多的人不必盲目的生活。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人们贫穷的时候，显然需要拥有足够的物质才能更好的生活。可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多少的物质才能够呢？攀比和贫富差距，仍然将会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仍然会引起社会动荡。
但是，比起上面两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更为紧迫而不为多数人所意识到的问题：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能没有地球。如果100年后或者更短，地球上的人类灭绝了，绝对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传统的西方科学和哲学看待地球家园的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自然资源产权化。人类把自身置于自然之神的角色上，以享乐主义的方式来追求增长，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却不知已经把自身放到了灭绝的边缘。
好在人能反思，有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反思和批判这种“进步时代”的纯效率追求。里夫金的《韧性时代》就是一本杰出的反思之作。本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效率和韧性的对立关系)，第2部分从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工业革命史,人主导世界)，第3部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问题(生态进化史，天人合一)，最后一部分给出了解决方案(韧性时代的基础设施、人类组织形态的变化，亲生命意识和教育变革)。这是整本书的逻辑。由于书的信息量巨大，文笔又细腻，我自己写不了那么好，因此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这本书的每个部分做大段摘抄和一点点自己的评论。
问题：效率和韧性的关系
第1部分说的是效率和韧性的辩证关系，其实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追求效率和竞争，带来了更快的熵增，牺牲了韧性。
传统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仍然受制于牛顿的均衡世界观，其中的时间是可逆的。通过将买卖双方之间所有的商品、服务和财产的经济交换限制在一个永恒的真空里，即交易不受时间影响，经济学家和商界就可以很轻易地排除那些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伴随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产生的任何相关副作用，以及所有以相交、相伴或以某种方式影响自然资源在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各个阶段的各类交互作用。在转换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这些效应都在溢出，并影响到市场交易中未被关注到的其他现象。
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着手解决溢出效应的问题。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和阿瑟·C.庇古(Arthur C. Pigou)因为正式阐述了“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概念（即那些意料之外的影响）而扬名立万。外部性是指一笔市场交易未被承认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间导致更大的利润或成本，而且这种影响没有被纳入有效的成本效益分析。但即便如此，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还是把外部性视为市场交换经济学的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仅有微不足道的相关性。如果把产品或服务进入生产流通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整个经济活动轨迹纳入考虑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经济学原理在确定真正长期成本上的乏力无效，因为它只关注商品或服务被交换和消费的那一刻赢得的短期收益。
这里指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大的错误。农民通过种地生产出粮食放到市场上交易，在做成本计算的时候，只计算了农民的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土地恶化的副作用被忽略了，正如温铁军所说，“因为土地不会说话”。工业社会的各种追求效率的方法都有类似的副作用，并且效率越高，则对环境的破坏速度一般也越高，可谁在乎呢？我们是人，或者是万物之灵，我们有权对环境做出这样的破坏，甚至土地本身也被定义成了私人财产，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在逻辑前提上的谬误：经济学家并不关心可持续。
1944年，当奥地利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解释说，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生物学也遵循热力学定律时，最后一道阻力墙分崩离析了。薛定谔认为：“生物体以负熵为食……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取秩序。”每个生物的一生都在不断进食和排泄废物，同时不断地吸收可用的能量，只要它活着，就会不断消耗地球上的能量并使总熵值增加。我们如果停止消耗能量，就会死亡，残骸会变成尘埃——在熵值账本里记上最后一笔。每个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只有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才算达到了平衡状态。
很少有人会退一步想想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的绝对量有多少。这些自然资源是我们保持非平衡状态、远离死亡所必需的。化学家G.泰勒·米勒(G. Tyler Miller)用一个简化的食物链来帮助我们理解，如果每个人都保持非平衡状态，究竟要消耗多少地球上的可用能量。他的食物链组成有吃草的蚱蜢、吃蚱蜢的青蛙、吃青蛙的鳟鱼和吃鳟鱼的人类。结果证明：养活一个人一年需要300条鳟鱼，这么多鳟鱼每年必须吃掉9万只青蛙，这些青蛙一年要消耗2700万只蚱蜢，而这些蚱蜢一年要吃掉1000吨草。
生命之所以有序，是以“负熵”为食来实现的，所谓负熵，是指可以转换为生命所需能量形式的另一种“有序”。我们控制肌肉运动，控制大脑思考，都会消耗能量，向环境中释放熵也就是让环境变得更混乱。而作为有机体或者生命，为了维持其自身有机体或者生命的形式，必须通过新成代谢（也就是吃负熵）来补偿自己，否则就会走向死亡。人类吃饭、喝水、呼吸、排泄，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在食物链上每上升一个层次就要占用和消费如此多的自然财富？事实证明，在捕食猎物的过程中——例如，一只狮子追逐、咬死并吞食了一只羚羊——“在每一个步骤里有80% - 90% 的能量被浪费掉并以热量的形式消散在环境中。换句话说，只有10% - 20% 的能量储存在活体组织中，并可被转移到（食物链中）更高一级的动物身上”。文化历史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尸横遍野之地的王。”
经济学依然对平衡范式墨守成规，完全没有准备好去解决非平衡热力学的问题。在非平衡热力学背景下，每次获取可用能量（包括转移到产品上的能量）都会带来短期收益，但却是以更大的长期熵增为代价的。经济学家曾经试图将产品生命周期中可能累积的一些容易识别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因素考虑在内，但这是一种可怜无果的尝试，他们尝试应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每次经济交换都有一条长长的熵尾，它向每个可能的方向蔓延，影响其他现象。
热力学定律清晰地提醒我们，用GDP这样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每年的增长和财富是多么荒谬。GDP衡量的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瞬时交换价值。很显然，产品和服务在销售时的价值，并没有考虑地球能源储备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伴随价值链每一步的熵级消费。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当科技进步，自然会开发出新的能源形式，就像现在的工业革命史一样：能源不足已经“狼来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预测现实，因此现在无需太多的考虑这些问题。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经济学本身就应该考虑环境问题，因为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封闭系统永远熵增，因此忽略负外部效应，短期的高效经济行为肯定是长期不经济的。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哲学要保守得多也更合理：提倡勤俭节约。
如果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系处于一个永恒的机械宇宙，我们靠掠夺大自然来维持消费，沉湎于发明新的技术来提高效率，目的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我们短暂的消费狂欢，眼里只有成本效益分析和增加收入……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用热力学术语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两个半世纪中，人类所获得的短期经济收益与随之而来的熵增的代价相比，显得既微小又短暂，但由此留下的印记和负外部性将对地球产生永久的影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财富”这一概念呢？
一度前途无限的“绿色革命”——被认为是人类的巨大希望——令地球表层土壤流失到了危险的境地，也导致规模空前的全球饥荒的可能前景，这一系列意外的失误可以被称为“堆积效应”。特别让人惊讶的是，“绿色革命”的每个组成环节都会成倍地放大其他环节的效应，以一种级联式的正反馈循环创造出新的意想不到的负外部效应。
不管乐意不乐意，我们每个人都被拖进了一个庞大的生物课堂而且难以脱身，我们在那里学到的教训是，在我们生活的自然世界中，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任何人都不是完全自主或自治的，而是与周围世界建立了索取和共生关系的代理人。我们做每件事的效率都越来越高，这又增加了我们的生态足迹和熵值账单。唯一的问题是，我们选择践踏地球的脚步会有多轻。
2019年，《柳叶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同蔓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伴随文明的三大全球流行病——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进行了分析，解释了每一种流行病如何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并使我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像“绿色革命”遭遇的那样。有趣的是，“绿色革命”的负外部性实际上在新的超级协同蔓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石化农业还会引发额外的负外部效应，这些负外部效应很少被考虑到，但影响巨大。在日益恶化的土壤基层施用石化肥料、杀虫剂及除草剂，正灭杀植物健康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这就引发了“协同蔓延”。农作物中不断降低的营养价值被转移到各种食品中，供地球上近80亿人食用。这意味着我们一辈子都没能摄取足够的营养来维持健康的身体机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座右铭“健康的土壤是健康食品生产的基础”恰是对此的最好注解。
饮食结构的变化对数十亿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那些患有与肥胖相关、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人士。何以至此？一切都要从少数几家控制全球食品行业的跨国公司说起——它们只顾着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和增加收入，而且这种做法被日益合理化。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食品政策与国际商务学名誉教授詹姆斯·蒂洛森(James Tillotson)对此做了总结，他指出：“这里有一整套旨在提高农业效率的制度。”
考虑人和环境，上面给出的现实很残酷，实际上人和人之间也存在这类似的问题。比如过度医疗：医疗机构和患者的价值并不总是一致。当医疗机构通过过度医疗攫取的不合理的利益时，就是把代价转嫁给了患者。医疗机构获得了金钱收入，而患者即却要失去健康和金钱，同时这种浪费也最终会转嫁到更多的自然资源的使用上。理想的情况下是用最小的代价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健康状态，可是那样的话GDP会小很多，问题在于，这种GDP有啥意义？类似这种以他人作为代价来满足另外一些人的欲望，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又如国家和国家的竞争：中国从1840年开始被迫拖入全球化，就是工业社会部分国家欲望增长的需求和世界市场不够大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骨子里是掌握了先进科技又傲慢的西方国家的偏见，例如英国要发展，不惜卖给中国人鸦片，如果无法获得市场，不惜一战。
人类主宰地球的视角：地球财产化和劳动力贫困化
第2部分回顾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地球财产化和劳动力贫困化。
统一时空
第4章说的是工业革命逐渐创造了地球上的统一时间和空间，协调了人类的工业生产进程，也就一直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
摩尔斯发明的电报大大提高了通信的效率，成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我们又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故事还要从14世纪中世纪欧洲的两个发明说起，有了这两个发明，人类才步入了现代。第一个发明是机械时钟，以及本笃会修士在日常礼拜仪式中严格的时间安排。第二个发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在绘画中使用的线性透视法。
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合理化和压缩的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和21世纪，随后人们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的引进、电话的发明、汽车时代和航空旅行的到来，广播、电视、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算法治理，以及GPS互联的出现，都对我们如何感知时间和空间以及如何看待存在的本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凭借这些新的时空坐标，人类对地球的各大圈及其组成要素——构成密切的地球化学、物理学和地球生物学的要素——成功地圈占、部分地私有化并大肆征用。所有资源都被占有、掠夺和消耗，虽然人类在地球上只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效率来驱动享乐主义的热望。不幸的是，这段历史在现代的大多数记载中都受到限制，值得被公开。
资源掠夺
第5章回顾了人类如何私有化各种财产，包括土地、基因库和电磁频谱。
封建社会的人们对财产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同。教会的观点是：地球是上帝的创造物，委托给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来管理。上帝授予他的子民部分使用的权利，按照等级制度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有秩序地（自高高在上的天堂开始，自上而下地从上帝在教会中的使者，到国王、王子、领主和佃农）使用他统辖的一部分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是所有权关系而不是财产关系。那时候没有人像我们今天这般拥有财产，人们只是按照等级制度，对上帝创造并馈赠给自己的那一部分行使所有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买卖土地的现象并不突出。
到18世纪，以所有权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让位于跨越初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私有制观念。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中，为全面反思财产权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洛克认为，私有财产是一项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肯定了上帝在伊甸园中对亚当的承诺：亚当和他的子孙将统治上帝创造的地球王国和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也拥有地球上所有产出的丰美果实。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洛克将大自然视为无用之物，除非人类利用它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财产。”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拥有土地，不但不会减少人类的共同财产，反而会增加。对用来支持人的生命的给养而言，一英亩圈起来的耕地所生产的粮食或价值……比一英亩同等富饶的公共荒地所产生的价值多10倍……正是劳动，让土地产生了最大的价值，没有劳动，土地几乎一文不值”。
在欧洲的早期思想中，统治地球公地本是“上帝存在之链”相互共享的责任，但是洛克却把它转变为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占有地球的一部分，且不受人类其他社群的妨碍。
这颗蓝色星球的生命力与其主要圈层——水圈、岩石圈、大气层和生物圈——紧密相连。最受关注的是生物圈，包括从地面和海洋深处到大气层上沿之间一共19公里的区间，在生物圈的范围内，水圈、岩石圈和大气相互作用，赋能生命的繁衍与繁荣。
在“进步时代”，我们牢牢抓住了地球基础设施构成中的每一个重要圈层，因为它们是生命出现和进化的支撑，同时，我们以“效率”的名义将它们转化为可用于商业开发的可操纵财产。如今，我们对自然的掠夺如风卷残云。
这部分是以西方中心的历史，而中国没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我经常看到许许多多的反思，但有个很大的优点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是节约资源的，而中国学习了科学技术之后，这种资源节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增长时代倒退了很多。
后面的内容篇幅较长，主要是说人类如何私有化各种财产，但同时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外部负效应，简单的总结如下表：
| 人类攫取资源 | 外部负效应 |
|---|---|
| 土地 | 土地越來越贫瘠 |
| 海洋资源：石油 | 掏空海底石油 |
| 海洋资源：鱼类 | 耗尽渔业资源 |
| 淡水资源 | 跨国水务公司主要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所服务的人负责。 |
| 基因工程 | 大学实验室更多的为提供资金的生物公司服务 |
| 基因编辑 | 人类的隐性基因性状可能本来可以抵御某些风险 |
| 电磁波和GPS | 发育性地形定向障碍 |
| 电脑和网络虚拟世界 | 影响人的认知，甚至可能影响大脑的神经分布 |
| 算法治理 | 人正在失去对自己在网上是谁的控制权 |
| 先发制人 | 权力的最终篡夺——将他人的未来置于自己的长期封锁和控制之下 |
本章最后，作者总结到：
泰勒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产生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球这个复杂系统的几乎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被以效率和利润的名义征用并商品化。现在，效率至上主义甚至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危机。
生产过剩
第6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
这个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我们学过中学的马克思经济学都很好理解。文章中的时间线很有意思：
- 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产品，虽然效率更高，但是难免意味着需要的工人更少，从而导致劳动力减少和失业人群增加。
- 亨利 福特识到现代流水装配线的效率造成了“消费赤字”，他为资本家同行们提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理念，即美国公司应该慷慨地为工人加薪并减少每周工作时长，自己付诸实践了。
- 福特的同行被迫采用8小时工作制，但并未加薪。
- 为了卖出更多，不断的广告洗脑，推动消费主义。经济繁荣的关键是“让消费者一直不满足”。
到1929年，广告已经彻底将消费的概念从单纯的必需品转变为享乐主义的渴望。同年，赫伯特·胡佛总统的最新经济变化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短短几十年内，人类的心理在精明的广告业的操弄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大众广告颂扬一种光鲜和美好生活的愿景，最终催生了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谓的“自恋文化”。
1929年，随着股票市场的崩塌，消费盛宴也戛然而止。在20世纪30年代的整个大萧条期间，只有极少数人有工作，而且他们的报酬也越来越少，但即便如此，按揭贷款还在苟延残喘。提倡节俭的呼声回响不断，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存钱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而是为了避免露宿街头。
- 危机的暂时解除：联邦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郊区生活导致的汽车消费和二战带来的军工红利。
- 问题依旧：电视广告已经让人的欲望无限。
- 自动化导致更多的失业。
- 通过贷款，抵押未来。2008,次贷危机爆发。
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暴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高歌猛进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中投入越来越大，在债务中也就越陷越深。他们从没想过有一天“世界末日”会到来，如今却发现自己无法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而那些利息其实是被延迟了多年如今要到期支付了。法拍房在美国增加，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面临破产。华尔街的一些大公司倒闭了。雷曼兄弟是第一个，紧接着，持有数十亿美元次级债和贷款的美国国际集团(AIG)面临破产。银行冻结贷款，美国经济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崩溃，经济增长放缓乃至停滞。这次经济崩溃从此被称为“大衰退”。
美国联邦政府急忙拿出2000亿美元救援华尔街，并声称这些美国金融巨头“大到不能倒”。虽然制造泡沫的华尔街公司大多躲过了一劫，但几百万美国家庭和劳动者却成了牺牲品。到2009年年底，美国失业率飙升至10%——如果加上因没有合适工作而待业的工人和希望全职工作却只能从事兼职工作的边缘劳动者，那么这个数字高达17%。这些加起来，房地产泡沫导致2700万美国人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并背上沉重的债务，仅2010年就有290万房主收到银行贷款违约的通知。2008年，美国家庭累积的债务已接近骇人的12.7万亿美元，美国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遭受的惨重损失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更直观地表现这种惨重程度，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2008年的GDP，只不过14.713万亿美元。显然，资本主义体系被摧毁了。
更令人沮丧的是，显然没有人从大衰退的屠戮中吸取任何教训。的确，美国在2010—2020年的经济复苏中反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复苏只是又一次消费者债务泡沫积聚而成的海市蜃楼。2020年第一季度——在新冠病毒引发经济衰退之前——美国家庭的债务总额在过去10年回升至14.3万亿美元，比2008年的债务峰值高出1.6万亿。
问题基本描述清楚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漏洞，既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为什么不像福特那样去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呢？文中也给出了现实理由。
为什么公司不根据生产率的提高来提高工资，并根据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高减少工作时长——这似乎明显更加合理？答案是，这公然违背了公司向股东发布的会计程序和相应的季度报表。上市公司都谨小慎微，批评者称之为“短期主义”，它们必须向股东证明其每个季度的收入都在增加，否则可能面临股价下跌的风险，或者更糟的是，更换首席执行官。
通过引入更便宜的技术和人工智能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公司能够让工人离开并保持现有劳动力的低工资。削减成本让账面更好看，可以显示收入增长，让股东高兴。从长远来看，金融界和美国工业如果能与美国劳动力一起分享新技术和更高效技术带来的收益，将会更好；但不幸的是，这与系统运作的方式相矛盾。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衡量的效率才是系统的驱动力。
这里面的问题值得深思，而且中国虽然扛着共同富裕的大旗，但同样面临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且一旦看起来如果发展没有前景，整个社会也及其脆弱：从去年年底国家被迫放开Covid病毒的管制而导致一时的混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相当脆弱。 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
- 金融创新，翟东升老师的未来起点收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由于目前生产能力足够，那么养活中国14亿人口不是问题，因此让每一个人尤其是消费需求旺盛的年轻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可行的。
- 文化转向，要抵制消费主义，保持勤俭节约传统。教育要转型。
- 科技和文化创新，在每个年轻人都没有基本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发挥个性和创造力，让社会变得更为美好。
不过，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整个书中体现在最后一部分。让我们回到这一小节的最后，作者描述了目前更加严重的问题本身，称之为“终局之战”。
从20世纪到21世纪，企业管理劳动力的方法更加神秘。无论是采用严格的行为奖惩制度，还是号召积极参与和倾情投入，抑或培养情商，其目的都是把工人调教成他们要看护的机器的高效附属物。
现在，数字革命通过大数据、分析、算法和监控，已经将商业生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断加速经济活动，使得20世纪早期的泰勒主义看起来就像是“过家家”。参与高速数字化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精神压力正把各行各业的人推向人类忍耐力的极限。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了大量人工，甚至大部分专业劳动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也会被逐步取代。效率至上主义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与之齐头并进，他们很可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崇尚的指导原则。例如，在房地产行业就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管理的关键是“衡量什么就管理什么”。这是过去六代企业管理者传承下来的泰勒主义衣钵——冷饭一遍又一遍地被翻炒，以适应主流社会叙事的胃口。
如果说福特主义和精益生产主导了20世纪，那么“亚马逊人”则将泰勒主义的愿景带入了21世纪。亚马逊是世界大型的物流公司，它的一切工作都与衡量、管理和超级高效有关。2019年，该公司在全球交付了35亿个包裹，并在2020年年底跃升至世界500强的第一名。其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现在是世界第二富有的人，身价大约为1700亿美元。他那庞大的物流帝国简直就是史上线上最高效的现代工业机器。如果弗雷德里克·泰勒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贝佐斯运用科学管理原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宽度和范围而倍感敬畏。
但一个人的乌托邦梦想往往是另一个人的反乌托邦噩梦。贝佐斯的巨大仓库及其自动化控制系统、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数以千计的移动机器人，都通过“算法物流指导网络”进行同步，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肮脏的事实：即使配备了这些高科技的设备，整个系统的成败还是落在120万名员工的肩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工资微薄，工作的环境也很差——虽然现在有了空调和消防设施。
国内的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也同样被困在算法里面。
使用数字平台收集海量数据，运用分析方法来挖掘数据、开发算法和应用程序，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对工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措施之多、程度之广，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麻木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对人的精神奴役。不过，还更有甚者，它把泰勒主义和效率至上主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它被称为游戏化，是最复杂的命令和控制形式，旨在激发每个工人更高的绩效和效率。
将传统泰勒主义与游戏化联系起来的是，两者都采用合理化的流程培训员工。不同之处在于，在传统的泰勒主义中，工人会警惕地去抵制，或者只付出最小的努力来应付老板；而游戏化掩盖了合理化的操纵，让玩家觉得自己用自我能动性掌握了游戏，然后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也会有同感。
弗雷德里克·泰勒对商业运作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他对效率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人类能动性的骨髓深处，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对人类的心灵有害，对自然世界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这里，作者简要的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预言家们忽略了一点，在韧性时代，将有数亿人进入新类型的“弹性就业”，他们将在生态管理中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即使对最智能的机器来说也太过复杂了。新的时代将改变我们对能动性的观念，使人们远离以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转而关注自然世界的“管理道德”。我们将在本书第四部分讨论劳动力的性质和功能的变化，并深入剖析韧性革命中的经济构成。
然后简要的说明下面两章的主题：
人类大家庭能否拥有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作为一个物种团结起来，一道应对危及我们和其他同伴生物生存的一个共同威胁。这些生物与我们一道寄居在地球上，我们得益于它们，也正开始理解和珍惜我们与其他生物之间的那种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看待我们的存在，又以什么方式来调整适应一个因全球变暖而迅速升温的星球？放眼四周，地球各圈层都在挣扎着重新调整，以适应人类在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对地球造成的破坏，我们在敬畏和恐惧中见证了这一切。我们曾经坚信人类的能力足以掌握支配地球生命的强大行星力量，但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错得多么离谱。
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物种起源》，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生命如何演变的看法。虽然今天该书中的许多前提仍然成立，但他所描绘的图景已远不能讲述整个故事了。近年来，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命如何形成、如何进化、如何维持的宏大图景。尽管这些成果尚未在大众当中广泛传播开，但新的、更宏大的进化图景打破了我们对塑造生命的力量的基本假设。
这些新发现告诉我们的，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在生机盎然的地球上的意义，这颗星球包含多种多样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决定着我们赖以生存和繁荣的条件。正是这种新的理解，如果被人类恰当地吸收，就能提供洞察，使人类能够在这一历史时刻改变方向并重新调整旅程，希望这可以及时拯救我们人类和我们延展的生命进化大家庭。
天人合一的视角：重新思考地球上的进化
这部分与第二部分从人类生产的视角不同，从生态演化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第7章， 生态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耗散模式
人是什么？首先描述了从传统的角度的理解，人是地球的主宰：
中东、北非、印度和中国伟大的水力农业文明兴起，后来出现四处征服扩张的帝国，以及最终工业时代到来，每一次社会的重新定位都是一次与万物有灵论世界观的无情决裂。我们的早期祖先认为地球是有生命的，对地球的征用、圈占和财产化一直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的中心主题。然而，直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着手研究这种文明的潜在动力。
目前，世界地质学家和其他学者正在就要不要把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命名为“人类世”展开热烈讨论。之所以新提出这个地质时代名称，是因为它标志着这样一个时期，即人类对地球地质的吸收、消耗和改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将在地质记录中留下独特的历史足迹，许多地质学家认为，在数亿年以后，这些足迹仍将清晰可辨。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认为，人类世始于200多年前人类开始从地下采掘化石燃料。其他地质学家建议，人类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水力文明兴起之时，以及自那时起人类圈占、掠夺地球各圈层和消耗环境的累积影响。
至于归咎何处，的确，西方神学至少在炫耀“人类”对地球的掌控和开发方面一直是一马当先的，他们认为对地球的统治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赐予亚当和夏娃及其继承人的礼物。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则更加精致、温和，保持着很强的包容性，他们认为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复杂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必须将自己的文明与地球上其他众多的有机组成部分协调一致，这样每个物种都会从中受益。然而，在实践中，伟大的亚洲文明却经常迷失方向，虽然它们对地球其他部分的影响一直都比较温和，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随着亚洲的第二次崛起，它们对地球各圈层的侵占和剥削也在加剧。
但是，人并不是地球的主宰，上面的说法是作为对比而存在的。本章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说我们如何用耗散模式理解人本身。
1952年，贝塔朗菲写道：“所谓的结构，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过程，而功能则是一个短期的快速过程。”两年后，也就是1954年，维纳从一种更紧密的角度审视我们这个物种，他认为自己的观点适用于所有生命和整个物质世界。他在谈到人类生命时写道：”这是一种由内环境稳定维系的模式，是我们个人身份的试金石。我们的身体组织会随着生命进程而变化：我们吃的食物和呼吸的空气变成了我们的肉中肉、骨中骨，而构成我们血肉之躯的元素，每天都会随着排泄物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不过是不停奔流的水中的漩涡。我们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延续自己的模式。”
贝塔朗菲、维纳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包括化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利用其耗散结构理论和非平衡态热力学理论）、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用他的互补热力学理论对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开始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重新定义存在。他们重塑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也给人类理解生命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很难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更像是一个容器或者媒介，装载着世界上各种旋转着的元素——力、场、原子和分子，它们不断地在我们体内进出，时时刻刻在挑战我们的自主意识。这就是现实。
每时每刻都有水分流入和流出我们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半渗透开放系统将来自地球水圈的淡水带进我们的身体，执行基本的生命功能，然后又返回水圈。如果要用一个案例来证明人体和所有其他生物更像是一种活动的模式而非一个固定的结构，并以一个消耗能量和排泄熵废物的耗散系统在运行，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只会输入能源以确保自己的自主性，那么H2O的循环和再利用再恰当不过了。
研究发现，成年人体内所有细胞的“平均”寿命可能只有7~10年。虽然我们体内的一些细胞——尤其是大脑皮质中的一些细胞——会从我们出生一直存留到我们死亡，但其余的细胞会被不断替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说明我们的一生是在几个不同的身体里度过的。
红细胞的平均寿命约为4个月，30多岁的成年人的肋间肌细胞的平均寿命为15.1年，排列在胃里的细胞会在5天内完成一次更新，结肠隐窝细胞每3-4天更新一次，破骨细胞每两周更新一次，小肠的帕内特细胞每20天更新一次，气管表皮细胞每隔一到两个月更新一次，脂肪细胞每8年更新一次，骨骼细胞每年更新约10%，肝脏细胞每6~12个月更新一次，成年人的肝平均300-500天更新一次。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终生保持不变，晶状体细胞也是如此。
按重量计算，人体中有大约65%的氧、18.5%的碳、9.5%的氢、3.2%的氮，其余的由钙、磷、钠、钾、硫、氯和镁等元素构成。当我们将构成这些不同分子的所有原子累加起来时，结果表明，人体内的原子可能比宇宙中的所有星辰还要多。同样，每过去一年，人体内90%以上的原子都不再是原来的，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原子。
进入我们体内的大部分氧和氢来自大气层、水圈和岩石圈，这些圈层共同构成了所有生命存在的生物圈。当这些分子返回生物圈时，它们很容易通过地球上的气流和水流传播。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超过4×1027个氢原子和2×1027个氧原子，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原子曾在某个时候存在于其他人或其他在我们之前的生物的体内。同样，曾经存在于我们体内的一些氢原子和氧原子也将以某种途径进入在我们之后出现的人和其他生物体内。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主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系统。事实上，每个细胞都被包裹在半透膜中，半透膜有选择性地让全部来自生物圈的分子——氧、氢、氮、碳、钙、磷、钾、硫、钠等——进入细胞内部。因此，我们的身体只是承载地球基本元素的众多媒介之一。
说到人体，我们的大部分身体都与各种细菌共享。根据魏茨曼研究所的另一份报告：“人体内细菌的数量实际上与人体细胞的数量处于同一数量级，它们的总重量大约为0.2公斤。”大部分细菌生活在结肠中，胃、皮肤、唾液和口腔黏膜以及全身其他各处也有细菌。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中并不孤单，我们最早的亲戚——细菌——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消化系统中的细菌帮着分解食物，尤其是分解植物纤维；它们还为消化系统提供重要的维生素，包括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K。细菌还可以帮助免疫系统抵御病原体的入侵。
然后，还有病毒。我们已经将病毒视为入侵者，它们会像新冠病毒一样侵入我们的身体、制造疾病、散播传染病和造成死亡。马克斯·普朗克分子遗传学研究所的卡琳·莫林(Karin Mölling)在一篇题为《病毒比敌人更像朋友》的文章中指出，病毒“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它们遍布于土壤、海洋、空气、我们人类的身体，甚至整合到我们的基因组当中”。尽管病毒通常被归类为病原体，人们提到病毒会立即联想到埃博拉、非典、艾滋病、寨卡病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致命疾病，但莫林提醒我们，“大多数病毒并不是敌人或杀手，它们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物种生命的起源、发展和维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莫林还指出，“病毒帮助我们建立起免疫力，有些病毒可以抵御其他病毒……它们是进化和适应环境变化的驱动力”。
虽然我们体内有38万亿个细菌，但与居住在我们体内的380万亿个病毒相比，它们的数量就相形见绌了——这个生物群落如此普遍和多样化，以至于被正式命名为“人体病毒组”。幸运的是，这些病毒大多是无害的，但有一个事实是，尽管科学家们对各种细菌菌株以及它们在人体中的功能知晓很多，但对这些病毒在调节或破坏人类健康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却了解甚少。
当我们将生活在人体内的这些共生物种加起来时，会发现人体细胞仅占细胞总数的43%。其他57%的细胞来自驻扎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如果我们从基因组层面更细致地分析人的构成，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大约2万个基因组成，这些基因提供构成我们生理组成的指令，而构成居住在同一个人体里的微生物的全部基因则有200万~2000万个。
加州理工学院的微生物学家萨尔基斯·马兹曼尼亚(Sarkis Mazmanian)讲述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事情。从生物学上讲，“我们不只有一个基因组……我们的微生物组的基因本质上是第二套基因组，它增强了我们自身基因的活性”。此外，他还说：“在我看来，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是我们自己的DNA加上我们肠道微生物的DNA。”
科学揭示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群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地球的生态系统不会止步于我们物种的身体界限，而是继续向下延伸到每个人身上的微生物群落。这标志着“生态自我”概念的出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群落，它深至我们的内脏，远至生物圈的边界，甚至更远。构成人类本质的新范式发生转变，它也开始改变研究人员对待疾病和守护患者健康的方式。
第8章， 生物钟和电磁场助力同步和塑造生命
我们离对地球生命进化的根源进行重新思考还有多远呢？过去10年间的一系列实验使社会大众对生命系统的本质有了更多的新认知。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发现基因双螺旋结构并破解了“遗传密码”，这一成就开启了诸多人眼中的基因组学时代。今天，新一代生物学家大多接受过物理学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训练，已越来越接近破解所谓的“生物电密码”。生物电密码是指渗透每一个生物的电磁场，它可能在决定每个细胞、器官、组织和有机体的形状、模式和形态方面发挥着作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表明，电磁场可能是建立每个有机体的模式和形态的“先行者”。
这章说了半天是啥意思？大约是这样的：遗传密码本身不是身体发育的全部信息，生物电信号（环境）和生物的发育息息相关。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本来就是一起“长”出来的。
第9章， 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建模
克劳福德·斯坦利·霍林(Crawford Stanley Holling)是一位加拿大生态学家，他曾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到佛罗里达大学任教。1973年，他发表了题为《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的论文，阐述了有关自然环境的形成和运行的一种新理论。霍林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引入了“适应性管理”和“韧性”的概念，与其他先驱者一起，将生态学与社会学融合，为创建一门全新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并对传统经济理论指导原则和实践发起了挑战。该理论被称为“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CASES)。
CASES = Complex Adaptive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下面为霍林的观点，来自《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被《韧性时代》所引用：
韧性决定了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持久性，是这些系统接受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各种参数的变化后仍然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的量度。在这个定义中，韧性是系统的属性，而持久性或灭绝概率是结果……。因此，优先选择的主要策略不是效率最大化，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回报，而是通过保持灵活性而使持久性高于一切。一个种群在面对任何环境变化的时候都会做出响应，它会启动生理、行为、生态和遗传等一系列变化，来恢复其对之后不可预测的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环境在空间和时间上越趋于同质化，系统的波动性和韧性可能就越低……。一种基于韧性的管理方法……将强调有必要保持选择的开放，有必要在区域范围而不是本地背景下看待事件，有必要强调异质性。由此产生的将不是我们心存已获得足够知识的妄想，而是承认我们的无知；不是假设未来事件可预知，而是承认它们总会出乎意料。韧性框架可以支撑这种观点的转变，因为它不要求精确预测未来的能力，而只需要具备一种设计、开发系统的定性能力，无论未来发生何种意想不到的事件，它都会生成能够吸收和适应这些事件的系统。
在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这篇文章中有对韧性定义的误解消除，也就是：
其实，从霍林提出他的初步理论开始，无论是人类的还是生态群落的韧性，通常都被误解为系统对大规模破坏的反应能力，这种能力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使其能够恢复到初始的平衡状态。但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了解到，在自然、社会和宇宙中，当各部分相互作用时，它们从不回到原来的位置，因为相互作用本身改变动态，无论它们是多么微不足道。每次相互作用都改变每个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的相对关系，也影响它们所在的多元系统。充其量，人们可以说系统相对地“恢复”到一个新状态，在这个状态下，那些可以识别生态群落的行为、结构和关系与之前的粗线条有可比性，在性质、过程、动势和个体数量方面也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
关键是，韧性绝不意味着重新达到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时间和事件的流逝总是在改变模式、过程和关系，无论痕迹多么轻微，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是如此。韧性永远不该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种“存在的状态”，而应该是一种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反过来，适应性是一种时间能动性，单个生物、整个物种或更大的生物群落都靠它将自己融入所有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模式，这些过程和模式在这个互动星球上构成了地球的微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
从CASES理论出发，作者建议，首先要转变思路，
经济学学科如果要生存下去，就需要转变思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商界需要逆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不应再把大自然视为一种为我所用的“资源”，相反，要把大自然重新视为一种“生命力量”，而我们人类只是物种大军中的一员；在地球上，我们只是过客，应该秉承与我们的身份相当的价值。
更困难的是，人类需要承认这个世界并非“唯我独尊”。说实话，如果人类像那些很久以前就变成化石的物种一样，也消失在长长的灭绝物种名单中，那么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物种都会过得更好。诚然，这是一个让我们难以面对的假设，但却是对今日现状的诚实评估。如果我们要改写人类的未来，谦卑肯定是必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重新开始？
思路有了，具体操作是比较传统科学与CASES科学的区别，并用适应代替预测：
迄今为止，CASES科学研究方法没有达到科学领域所寻求的那种可预测性。任何试图在自组织系统上建立边界的尝试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自组织系统都是其他模式中的模式，这些模式散布在穿越地球所有的运营圈层的时间和空间中，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相互影响，几乎不可预见。运用CASES思维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放下对“预测”的部分执念，安于“预期”和“适应”。
那么在科学探索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至少要部分地将重点从预测转向适应。做预测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深陷气候变暖煎熬中的地球逐步再野化，这条道路愈加变窄。同时，适应性科学已经成熟，可以在重新引导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毕竟，适应是所有物种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对不可预测的变化加以调整的方式。适应性在科学中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只是由于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适应性正获得第二次生命。
《哈佛商业评论》最先公开肯定适应性将成为未来商业价值的一种新的定义要素。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作者马丁·里夫斯(Martin Reeves)和麦克·戴姆勒(Mike Deimler)在一篇题为《适应性：新的竞争优势》的煽动性文章中指出，最成功的公司“围绕规模和效率建立业务，这些优势的建立有赖于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但是，正如他们解释的那样，在一个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这些久经验证的价值观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相反，企业如果要生存，就得承认适应性的内在价值。这意味着愿意尝试和接受失败，即使它减少了短期收益。这是重整旗鼓和待在场上的生存之道。
同样，适应性倾向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甩在身后，这些机构垂直整合的规模经济过于僵化和脆弱，难以在一个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文章作者倾向于“创建去中心化、流动甚至相互竞争的组织结构”，并且认为这样的方法“毁掉了僵化等级制度的垄断优势”。他们指出，切换到播种培育一个广泛的替代业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使企业具备所需要的灵活性，可以适应快速变化、险象环生的环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启动了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思维带来的变革面前，传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都不会再以目前的形式存在。经济学专业指导思想的前提假设与生机勃勃的地球的运作方式大相径庭。当我们人类重新适应地球上纷繁复杂的组织和系统的时候，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价值观和那些能为人类提供养分、能量、流动性和栖息地的方式将延续下去，但构成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堡垒的大部分残余物，将随着当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和“进步时代”的完结一起消失。
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思维也要求学术界对我们原来的所思所想进行再造。在启蒙运动中出现并与“进步时代”一起发展成熟的学术和专业学科都有自身的目的，各有各的故事、语言、指标和参与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试图从自己有限的视角来理解整个现实。
诚然，在大学层面，甚至在一些先进的中学系统中，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课程安排的一部分，但还很边缘，通常被作为选修课程或研讨主题，而非纳入正式学术研究的核心，这标志着仍然需要变革教学方法，将教师、学者和学生一起组织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思维下。
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从小能更多接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因为目前的教育模式，跟不上时代。
当然，根据人类本身是适应性非常强的特点，给出了希望和担忧：
人类对疯狂变化的气候机制的适应性能力恰是我们的护身符，正是它使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具韧性的物种之一。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消息，在韧性时代开始时，我们有资格充满热情地欣然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但这种让人类在气候的剧烈波动中处于优势的适应性也一直是我们的软肋。适应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类特别能适应地球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为这种能力骄傲；但从现实上看，人类已经太过强大，主导了地球的生态圈，而贪婪的人性可能会让人类自己加速毁灭。
未来展望：人类进入韧性时代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总结，给出了作者眼中的人类未来。
整个解决方案分为4章，我不完全认同，因此这里摘抄我认为重要的段落。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自然世界互动方式的每一次重大转变，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的基础设施革命。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基础设施只是在集体生活中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脚手架，但实际上它们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每一次基础设施革命都体现了维持集体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新的通信形式，新能源和电力，以及新的运输和物流方式。当这三项技术进步出现并无缝、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日常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交流沟通、能源助动，以及人、物搬移”方式。
数字互联和分布式共享经济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是自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和19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出现以来第一个进入世界舞台的新经济体系——这是新经济秩序与我们所熟知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同之处的另一个标志。例如，在数字互联经济中，GDP正在迅速失去其作为经济运行指标的地位。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指标。GDP是衡量经济产出的粗略工具，它不区分经济活动是对生活有益还是对社会福祉有损害。清理有毒废物倾倒场、制造更致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系统、建造更多监狱、因接触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而患肺部疾病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增加、因气候灾害不得不重建居民区和社区，这些经济活动都包含在GDP中。
近年来，包括经合组织、联合国和欧盟在内的全球各机构开始转向用QLI（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经济健康状况，GDP开始失宠。新指标包含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可获得的公共服务、空气质量和水质、休闲时长、志愿者活动、公共资源的可用性，以及生活社区的安全性等方面，从而改变了年青一代评价美好生活的方法。
从一个全球范式到另一个全球本土范式的转变，伴随着从模拟基础设施到数字基础设施的转变——为经济增长、社会生活和治理提供通信、能源动力和交通方式，将要求对人力资源进行全面重新定位。虽然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业劳动力注定为掠夺和消耗地球资源而生，但21世纪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以管理生物圈为己任。生态系统保护和服务将产生新的就业类别和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岗位。在监测和管理生态系统服务方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来只会起到次要作用，因为要应对越来越多的气候灾难，其繁重的工作将需要人类的大规模参与，并采用富有想象力的新方法去适应不可预测、正在再野化的地球。
自鲍尔比发现依恋行为在儿童心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来，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深入研究了这种行为的生物学机制，特别是去理解共情冲动在我们的神经回路中的运作方式。他们发现，我们成为人的原因——也是使我们这个物种如此特别的原因——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够与“他者”产生共情的生物驱动力。
共情反应的成熟与儿童对死亡的意识日益增强密切相关。大多数孩子在5~7岁时开始完全理解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爱和所关心的人某一天会离去，同样的命运也终将降临在自己身上。正是在发育的这个阶段，孩子开始在情感和认知上理解活着的最重要的方面——有时间性而且随时光一起流逝。正是这种认识使同理心得以蓬勃发展。
如果说成人对婴幼儿给予足够好的照顾，是为了让后代做好适应逆境的准备并让他们成为韧性时代的弄潮儿，那么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出现了。总部位于伦敦的萨顿信托教育慈善机构(Sutton Trust)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布里斯托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聚焦于美国婴幼儿对父母的依恋行为，其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他们发现，依恋情感得不到满足的孩子最容易出现行为异常、识字率低和过早辍学等问题。他们还发现，在没有强烈依恋父母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成年后更有可能变得好斗、爱挑衅和容易冲动。
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与孩子的不良行为之间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为他们看到父母每天都生活在绝望和痛苦中，整天为家人是否有食物可吃或有地方可住而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父母会有足够的情感储备来稳定地养育他们的孩子。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苏珊·坎贝尔(Susan Campbell)总结了贫困在父母养育孩子时对孩子的依恋情感所造成的影响。她说：“当照顾者因自身的困难而不知所措时，婴儿很可能会感觉这个世界并不安全——这会导致他们变得贪婪、沮丧、孤僻或邋遢。”
年青一代开始摆脱神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步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生物大家庭。亲生命意识刚刚开始出现，并且很可能成为韧性时代的决定性理念，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开始共情其他生物了。
首先是设定。亲生命意识——共情拥抱与我们同处一个星球的所有生命——不再仅仅是一个建议或愿望。如果没有同理心的这下一次延伸——这次是与我们寄居同一个地球的“真正的”大家庭——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化将把它们和我们一起带入地球曲折的结局。只有充满同理心，并且深切地认同我们需要与所有生物一起为繁荣而努力奋斗，才有机会确保我们的未来。
2019年，欧洲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份详细的元报告，是关于童年依恋与适应性和韧性之间的关系实验研究。他们发现，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否能成功适应一个混乱和突发事件频发的世界并具备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父母或家庭看护人对他在婴儿期和童年时期的养育。研究人员在“许多文献中发现了一致的观点，表明韧性基于两个核心概念：逆境和积极适应”，并得出结论：“安全依恋可能是积极适应的先决条件。”
将我们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生存威胁的恐惧转变为积极适应，是我们通向未来的大门。把同理心（即亲生命的联系）延伸到其他生物身上是激活韧性时代的唯一的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找回依恋的感情，在这个例子中是“对地方的依恋”。
尽管依恋理论已经在一系列社会学领域中得到研究，包括宗教和意识形态隶属，但人们对“地域依恋”的关注却较少，尽管地域对人来说是超越父母照顾的、进行探索和依恋的第一个维度——婴儿的早期依恋感来自他周围的环境。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通过探索世界的物质性、存在和“延续”，创造了他们与环境的具体关系。
关注时间/空间的动态变化有助于孩子拓展关系，超越与主要照顾者的关系，而扩展到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的关系。这是一种让孩子走出“社会化”而做到“自然化”的方法，它消除了现代文明建立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人为隔膜。以这种方式，亲生命的关联成为人类意识最彻底的一次转变，基本上消除了最后剩下的那点儿“他者”认知。也就是说，我们感觉所有同伴生命——这个进化的大家庭——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亲人，而大自然就是我们扩展的家园。
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种新的教育现象正在全球悄然兴起——在媒体和公众当中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正在将人们的世界观从社会化转变为自然化。它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森林学校、环境学校、灌木幼儿园、自然避风港等，正在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日本出现。它正在引导下一代儿童和青少年走上亲生命意识的道路，将来有望能够调和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
可能有怀疑者认为，这些自然学校只是边缘实验，但其实德国已经有2000多所森林学校。到2020年，美国将有近600个以自然教育为基础的学前班。
老师会带领由4~6岁的儿童组成的小团体走入大自然，孩子们会由专门接受过亲生命教育学培训的老师指导。与在教室相比，老师和孩子们更像是一群平等的人。这个室外教室全年开放，无论风雨、温暖或严寒，这群人每天都会来学习。通常，这种课堂唯一可利用的是一间存放供给的小棚屋；这里没有厕所，孩子们要学会如何短暂离开老师去方便，但不能走得太远，要保持在老师的视线范围内。有了不超出成人看护范围的规则，孩子们被放到大自然中探索这个开放教室，自由地感受动植物，与自然环境互动，讲述他们的经历，提出问题并分享想法。
如果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世界各地学校、学前班关闭带来了什么好消息，那就是人们对森林学校或自然学校的兴趣突然提高了。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同时注意到了一种可以解除在线远程学习和接触病毒风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由于学龄前和K-12学生无法与朋友进行任何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并且孩子在无休止的隔离期间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于是家长开始将森林学校视为一种务实的替代方案。儿科职业治疗师安杰拉·汉斯科姆(Angela Hanscom)和她的同事指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户外活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她引用了最明显的事实说道：“在户外更安全，因为在病毒户外的传播率要低得多。”她还补充说：“孩子生来就不习惯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屏幕前）坐着一动不动。这是基本的神经科学知识。他们需要活动。”
那么，让孩子们放弃上课而去接触大自然，是否会使这些孩子落后于同龄人呢？过去4年进行的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结果恰恰相反。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注意力持续时间、专注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情感成熟度都普遍超过同龄人。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让大家知道，幼儿如何将大自然视为他们的最初家园，以及大自然是人天生依附的养育场所呢？因为孩子们的学校经历越来越多地让他们觉得，自然仅仅是一种可以征用和用来满足他们享乐主义消费冲动的资源，而这就消除或至少是抑制了本能的亲生命情感。让我们再回到描述自由的两种不同方式。非常年幼的孩子在描述他们在大自然中的经历时，反复描述他们的自由感觉，而这种自由总是以一种包容的形式表达，即对生命世界大家庭的亲密归属感。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学校教育越来越集中于客观地描述世界，同时培养学生将自由视为一种自主的能动性和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的岛屿……也就是说，是一种排他性的自由。作为自治和排他的自由理念非常适合“进步时代”，其基本命题是，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上帝赋予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财产就是幸福的代名词。这种说法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这种观念在一个再野化的地球上是致命的。在这个地球上，适应能力，而不是进步，才是与我们的自然社区重新建立联系的唯一正道。
学校系统和大学正在加速教育学范式的转变，这将使年青一代把自己当作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来思考和行动——这是一种与他们的工作、生活紧密相伴的新身份。未来围绕生物圈管理和公民生活的事务会越来越多地需要他们参与同行议会的服务，并帮助治理当地的生物区。这种教育范式的转变将让他们为此做好准备。
一个新的科学分支正在开花。它被称为“公民科学”。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自愿在50多万个地方团体中担任公民科学家。他们正在做的包括观察野生动物、调查生物多样性、测量空气污染和碳足迹、检查地下水位、恢复当地流域生态、重新造林和修复土壤、治疗受伤的野生动物、研究当地土壤的条件、准备气候灾难救援计划，以及许多其他举措。
教育学的目标正朝着教导人们对自我的生态理解，以及对我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员的认识转变，这种转变正在使年青一代接触到亲生命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这种变化出人意料地出现了。随着疫情的蔓延，人工环境和室内的隔离逐渐让人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虚拟世界不再那么有趣和令人欣慰，它甚至成了一种诅咒。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来说，虚拟世界就是他们的大部分现实生活，而被困在模拟现实的网络空间中被迫蠕动的感觉似乎太卑微了。出乎意料地，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自发地放弃了一部分网络生活，来到了户外——感受吹到他们脸上的风，凝视穿过云层的太阳，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呼吸大地的气息，体验到解脱。总之，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惊喜，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
以下是我发现并写在《共情文明》(TheEmpathic Civilization)中的内容：人类故事的核心是同理心与熵之间的矛盾关系。纵观历史，越来越复杂的基础设施革命带来了更普及的通信形式、更密集的能源以及更快捷的移动和物流模式，创造了更复杂的社会。反过来，技术更先进的文明将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提高了共情敏感性，扩大了人类的认知范围。但这些日益复杂的环境需要征用并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球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多，导致地球的环境状况急剧恶化，这反而可能促使我们形成更强的共情意识。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前景，即在一个高度能源密集、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不断升级的熵值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几乎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这个时候人类却产生了最普遍的同理心。如何解决“同理心-熵悖论”可能是对我们人类未来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荣能力的重大考验。这将需要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哲学、经济和社会的模式。
总结
这本书是的内容如此的丰富，我花了好几天来摘抄和整理这份读书笔记，大大加强了自己对全书内容的理解，如果作为读者的你也有所感，我就觉得意义更大了。